张作风：在新发传染病开始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上报有关部门，另一方面要对医生和公众进行预警，公众就会知道怎么来保护自己。尤其是医生会接触很多病人，所以更要进行相应的防护，包括戴口罩、护目镜，穿防护衣等，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信息只能从官方渠道发布，缺乏公众和媒体的监督，那么就可能存在疫情隐瞒、数据伪造，就会给疫情的客观判断带来负面影响。疫情数据的透明将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此外，疫情信息的公开，在了解新发传染病的病因学、传播途径、传播方式、是否存在中间宿主、流行趋势以及控制效果的评价等方面，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反，如果知情不报、刻意隐瞒疫情，就是有关部门的渎职行为，也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信息不公开，疫情不清楚，带着瘟疫会自生自灭的幻想，不但伤害了公众的健康，也会造成全国和世界范围的流行。我们在SARS时期应该已经学到了这样的教训。

　　中国新闻周刊：在疫情初期病原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提前启动预防措施?流行病学家能够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

　　张作风：流行病学家在疫情发生的早期就应该发挥很大的作用。以此次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早期建立假设时，医学专家说“没有证据证明人传人”，但如果换个方向思考，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当时“没有证据证明不发生人传人”?一开始就要假设是有可能“人传人”的，这样考虑问题，防控措施就会更加严格，就可能在疫情发生的早期控制住它。上医治未病，这就是预防医学的观念。

　　“要把疾控系统变成一个独立的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在疫病防控领域，是不是应该让公共卫生界拥有更强的话语权?

　　张作风：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自SARS以来，在国际、国内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SARS最终的成功防治，得益于当时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献计献策。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和专业队伍基础扎实，经验丰富，同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已经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但这次疫情从发生到现在，公共卫生专家、流行病学家在话语权上还比较弱。

　　流行病学是研究宿主和传染源之间复杂关系的。寻找病因，找到传染源、传播途径，发现疑似病人，保护健康人群，这些都是流行病学家的任务。由此可见，流行病学的工作内容与新冠病毒感染这类的传染病疫情密切相关。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探讨，把中国疾控中心和美国CDC进行比较。能否介绍一下美国疾控系统业务开展、人才培养的模式，其中哪些值得中国借鉴?

　　张作风：由于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决策权和批准程序，因而会造成控制传染病暴发的整个决策过程的延迟。虽然美国人口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但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数量是中国疾控中心的7倍。美国CDC每年疾控经费是120亿美元，约合84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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