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三角，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画像】对时间敏感、岗位关键

　　在一个城市生活，去另一个城市上班，并不是多罕见的事。尤其在城与城的边界，人自然地发生流动，行政区隔并不会成为障碍。然而，频繁地从一个城市的中心，去到另一座城市的中心，却有些特殊。“在国内，恐怕只有苏州和上海是这样了。”钮心毅认为，这些日常往来苏沪的人们，是在区域一体化课题下具有研究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城通勤者。

　　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助理教授陈嘉琳曾用一年时间，研究那些在苏沪高铁线路上长期通勤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庭、工作、个人发展现状，得到288个有价值的样本。研究证实，大多数长期跨城通勤的人，对时间格外敏感。换句话说，他们比大多数人更看重时间的意义。

　　人们会利用每天在高铁上的时间，回复电子邮件，或完成一些案头工作。有受访者告诉陈嘉琳，为了不占用回家后的时间，他甚至会把理发这样的生活琐事安排在工作日的午休。还有人选择一回家就关机，断绝一切与工作相关的联系，是跨城通勤，让他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如果你问吕力伟，他会告诉你：“我虽然把大量时间花在路上，但并没有浪费。我会在车上看书，刷微博和新闻。”他们以实际行动，抵抗着因通勤带来的时间消耗，让路上的每一分钟值回票价。

　　人们还会“精心”设计自己从居住地到工作地的路线，以便尽最大可能节约时间。陈嘉琳发现，大多数受访者会把房子买在火车站的周边。钮心毅更进一步用大数据分析验证了这一点：绝大部分来自苏州的通勤者，会把居住地选在苏州站或苏州工业园区站30分钟的时间距离范围内。而他们的工作地，91%分布在上海市域内地铁站1.5公里范围。因为距离，直接关乎成本。

　　卢平每月花在通勤上的钱，大致相当于在上海的近郊租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3000到4000元。因为不愿让公司知道他跨城通勤这件事，他从没去申请过报销。事实上，在陈嘉琳的研究中，60%的通勤者都是在没有公司支持下，独立承担旅费的。“什么样的人能承担起这样的通勤成本？显然，他至少不会是一个普通岗位上的普通职工。否则，他大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省下这笔费用。”钮心毅认为，一个人愿意负担的成本，与他创造价值的能力密切相关。“我猜想，愿意跨城通勤的人，至少处在一个关键岗位上。”

　　今年，钮心毅特地在研究中加入了百度提供的用户画像，发现从苏州、昆山、太仓等多地进入上海的通勤者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月收入达到9000元及以上。尤其是从苏州工业园区站进入上海的，月收入超9000元者为54%。陈嘉琳获得的结论更具体，在她调研过的288个通勤者中，44.64%月薪超过2万，超过38%的人，月薪在1到2万之间。而他们的岗位，也大都处于管理层：25%是公司的主管或经理，超过41%是公司的高技术人员或专家型人员(如会计师、律师等)，23%是业务经理。

　　然而，跨城通勤的成本远比想象得更大、更复杂。陈嘉琳深入分析了通勤者在乘坐高铁通勤前后，身心健康发生了何种变化。她发现，人们对跨城通勤这件事，是存在普遍焦虑的，主要的心理负担来自“抢票”。从苏州开往上海的列车早高峰时段最密集，但这并不意味着便利。通勤者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去购票软件购票。遇上灾害天气或寒暑假时，购票的竞争会变得激烈。

　　当然，万一买不到票，他们亦有解决的办法，比如买到终点的前一站，上车后再补票。又如买当天其他班次的列车，再“混上”你所想要乘坐的班次。

　　这时，车站工作人员会是他们最好的助攻，哪怕票对不上，还是会放人进去实在是因为往来通勤的人太多了，谁会去为难一个为前途奔波的旅人呢？车站宁可打破“规则”，为他们行个方便。可即便如此，长期“抢票”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行为，仍足够碾压一个跨城通勤者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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