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教师减负问题的前提是把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发展放到重要位置，尊重教师工作的专业性特征，遵从教育工作的规律。中小学教师负担不断加重的根源何在？事实上，既不是源于教学的任务，也不是由于家长的压力，而主要是来自于多个行政部门不断增加的行政负担。

　　在现有的学校管理体制之下，学校是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这一隶属关系使得许多学校对行政部门的要求难以回绝；行政部门对自身的发文缺少有效监督和控制，一些部门还以发文作为自己的业绩。因而，行政部门对学校的发文和指令逐年增多，几乎每个部门都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派给学校和一线教师，导致他们不堪重负。

　　在不同地区学校曾经的调查发现，行政部门每年给中小学的发文数在700份到1700份不等，很多文件都是层层转发，而且不少都是与教育教学不相关的事务。当开会、填表、扶贫、扫黑除恶等一系列事务铺天盖地袭来，教师自然会感到“压力山大”，甚至直接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可见，如何使行政部门给中小学发文的过度冲动降温，有效监控行政部门给学校发号施令，是当前亟须正视的问题，也是教师减负的关键。

　　解决教师负担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保障教师的专业自主性，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当事人有当事权。对于如何开展教学活动，教师理应最有发言权和自主决定权。就好像医院接收到一个病人后，如何治疗应由接诊的主治大夫决定，而不是依照文件的安排去开药方。让教师决定教学事务，既是对他们的尊重，又是对教学质量的保障。相反，发文要求教师不能布置作业等等，实际上就是限制教师的自主权，造成责权分离，反而会让教师陷入被动。

　　增加并确保教师的自主权，就应包括让他们有权决定不做什么事。对于非专业的、与教育教学不直接相关的事情，教师有权拒绝执行。比如，曾经有一线教师向我反映：学校为了迎接评比，连课程表都要让老师作假，他内心实在纠结，忙不过来，还会让学生帮忙造假。这就是典型的反教育案例，是强制指令对教育宗旨和原则的异化。

　　当然，要保障教师说“不”的权利，就必须有切实的制度安排。比如，建立起相应的教师投诉机制，在教师遇到不当要求时，可以有正常的渠道进行投诉。由专业、权威、公正的评定程序确定该不该做，阻止一股脑要求强制执行的通道。

　　要想从根源上解决教师负担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本质。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格健全的下一代。任何具体事务、行政指令都不能凌驾于这一目标之上。教师与学校工作的第一依据是学生成长发展的真实具体需求。在以往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一些学校会把红头文件而非学生的发展需求作为首要依据，这样就使得学校思路逐渐走偏，而学校思路走偏了，教育的效果自然就不会好。学生、教师的负担，也会被不必要地加重。

　　为此，必须正本清源，将学生成长及发展作为学校运行的第一依据，然后根据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来进行教学、管理和评价。如果无法将这一逻辑扭转过来，停留在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地步，依旧是局部施药，很难彻底将教师从沉重的、繁琐的负担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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