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商业化模式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相配套的监管机制也亟须完善。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此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只有《民法总则》第127条提出，“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具体如何保护数据，并没有详细说明。

　　以往，机器被归为工具一类，工具造成的损害责任通常是产品设计者、制造者来承担，但如果工具经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成为自主型产品后造成损害，这到底是谁的责任?依旧是产品的责任还是智能系统开发单位的责任?这些疑问都需要明确的法条来解答。

　　记者了解到，我国不仅对智能医学数据的隐私保护、责任规范、安全性等没有明确的法律指示，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的质量标准、准入体系、评估体系也未设置详细的准则, 无法对AI数据和算法进行有效验证和评价。

　　“目前国际上也没有成功的案例经验可供借鉴，发展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相对完善的智能医学监管体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多学科、多行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努力。”徐波表示，较为科学的监管体系之下，人工智能企业在符合各项标准和法规的范围内探索良性的商业化营收模式，各院所、高校、医院等单位合理利用各自资源，进行有效合作，有助于整个智能医学领域的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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